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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福重的博客 写给中国人的经济学

哀民生之多艰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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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经济学家。1993年在中央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,1998年获博士学位,1999-2001年在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研究工作。著有畅销书《人人都爱经济学》,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。是中国世界经济学学会理事。《上海证券报》等多家媒体专栏主笔,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嘉宾。任何事宜,请通过联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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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增加居民收入的刺激方案没必要再出台  

2009-04-30 07:42:4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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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长远看,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,增加居民永久性收入,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定位于国内需求,是最可靠的选择。即便从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短期层面看,也同样是治标又治本之策。所以,在财政体制和某些固有观念没有改变之前,即使有第二轮的刺激资金,可能仍然是扩大产能,而不是增加居民收入,加上资金回报和激励作用的边际效用递减,效果可能没有人们想像的好。

  王福重

  虽然首季经济数据显示宏观面似有止跌企稳、触底反弹的苗头,但即便最乐观的人,也不敢肯定今后几个季度经济是否真能反转。于是,便有了很有意思的现象:一面说经济即将走出下降通道,一面又希望继续出台第二波经济刺激方案。

  现有四万亿资金的安排,主要将投向国企,特别是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产业。比如,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,都有大笔投入的内容。这对于保持这些行业的增长和就业完全必要,也一定有效,但也有很大隐忧。

 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今年首季创出了20年来的新低,说明宏观经济出现了20年不曾有的重大变故。这个变故,不是别的,正是外部需求的急剧缩减。美国人、欧洲人对中国产品的购买意愿迅速降低。过去20年,片面追求增速,以GDP增速作为考核地方工作核心指标,造成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产能过剩,即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局面。虽然问题一再被诟病,但却始终没能得以根治,而且愈演愈烈。除了因为经济增长对地方就业和财政收入至关重要以外,还因为国内过剩的产能被外部需求强劲吸收,致使产能过剩被完美掩盖。

  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。金融危机袭来,一贯花钱大手大脚的美国人,突然变得抠门起来,破天荒地喜欢起储蓄,国内的产能过剩终于显性化了。更严重的是,美国人为了做平家庭资产负债表,必须要过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紧日子。我们的产能过剩,显然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得以消解。

  从长远看,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,增加居民永久性收入,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定位于国内需求,是最可靠的选择。即便从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短期层面看,也同样是治标又治本之策。

  经济增长的最终拉动力量,是居民最终消费而不是投资。把资金大量沉淀于原本过剩的产业,产品只能转化成库存,而不会变成最终消费品,这样的增长不可能持续。

  把大量资金投给了大型企业,维持了GDP和一部分就业的机会成本是,大批中小企业,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破产和失业人数上升。实事求是地说,金融危机的最严重后果,并不是GDP增速放慢,而是非自愿失业大量出现。在提供就业上,中小企业才是大头,救助中小企业就是保持就业和社会稳定。在大企业靠财政资金的救助,可以作出不裁员和减薪的承诺时,中小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信心将会如何?这个成本不可不察。

  比居民收入增长更快的是GDP,而比GDP增速更快的是财政收入。财政收入增速,在某些特定时期,超过GDP增速不一定就不合理,特别在转型时期,这种合理性可能还更充分一些。可是,合理与否的标准,是看财政支出是否更多呈现出公共财政的特征,以及支出的结构是否更加有利于市场配置资源。很遗憾,在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的同时,财政没有很好地履行公共财政的义务。除了经济建设费、行政管理费等所占比例过高外,财政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支出严重滞后,已经影响经济健康增长。

 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,财政的功能性缺失也能被掩盖,毕竟就业情况还不错,毕竟人们还有收入,虽然不高,但还可以支付一部分社会保险费用。在经济增速突然下滑,而就业位置又不保的时候,财政的空档,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必要性,一下就突出了。

  据《福布斯》公布的2009年税收痛苦指数,中国排在第二位,仅次于法国,这多少有些噱头和哗众取宠,有关方面对此已严词驳斥。但也不能不承认,中国企业和居民的总体税负比较高。比如流转税,17%的增值税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,还有和增值税捆绑征收的税率更高的消费税; 25%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也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问题在于,只有不多的国家同时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。同时,已经并正在酝酿征收的新税还有好几个。

  税负高,也不是不可理解。欧洲一些国家就是如此。不过,高税收应有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相对应,而这恰是中国财政亟须改进的。所以,在金融危机的当口,政府仍然在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,特别值得称道。同时,其他的保险和福利制度改革也应一并推行。就像大家说的,没有了后顾之忧,老百姓才敢花钱。70多年前,凯恩斯就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了。常常听一些专家说,要警惕欧洲高福利的弊端在中国重演,比如影响工作积极性,加重财政负担等等。这不免太有些危言耸听和“未雨绸缪”了!

  所以,在深化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之前,首先要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,对积习多年的不甚合理的支出结构,须伤筋动骨式的调整,以给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改革留出足够的资金准备。而在财政体制和某些固有观念没有改变之前,即使有第二轮的刺激资金,可能仍然是扩大产能,而不是增加居民收入,加上资金回报和激励作用的边际效用递减,效果可能没有人们想像的好。

  还是期待改革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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